五十年代山东大学校园往事

时间:2019-05-28 16:51 作者:明仕亚州msyz555

  时期,大学都是自行招生的,考生到学校所在城市或设有考场的城市去考。像上海、北京、南京等大城市里,大学多,外地大学也会到这里来设点招生。所以考生们难免要背井离乡,外出应考,而且为了获取经验,增加录取机会,只要考试日期不冲突,都会多考几个学校,从这个城市考到另一个城市。成绩好的,几个学校都录取了,挑一个去上。所以各个学校在“正取生”之外,还有一批按分数排序的“备取生”,准备填补那些未来报到的空缺。

  从1951年起,政府组织高校统一招考,延续至今,大家都已习以为常了。但在当时,至少在我们这些学生和家长心中,就是一件很大的德政,由衷感到太平盛世、祖国统一的幸福。因为有了统招,一次就能报考很多学校,不用从这个城市考到那个城市,从这个学校考到那个学校了。

  不过线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开始的,1951年是试办大区一级的统考,只限公立大学,没把私立学校如教会大学等包括在内。考试方法和过去一样:不分文理科,中学学过的课程都考(加了一门),统分时再按报考专业,作相应的加权处理。比如考理工的,数理化加权大;考文史的,文史类科目加权大。还有一点:不是各县市都有考场,只在省会以上城市设考场,因为那时高中还不普及,很多县还没有高中。我是九江人,九江的高中毕业生要到南昌去参加统考,但更多是到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周边大城市去考。好在报名和录取是没有地域限制的。招生是在暑假期间,考生除了投亲靠友,也可以免费入住高校的学生宿舍。考完回家。录取名单先以广告形式在主要媒体上公布。比如在上海投考的,就登在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等媒体上。从上海到武汉的班轮,每天是晚上七八点钟到达九江,带来三天前的上海报纸,这也是当时上海媒体送到九江的邮发通道。预定载有统考录取名单的报纸水运到达本城的那天,同学们心急火燎地早早守候在江轮码头,等候船到。我们班有位同学的父亲是邮局职工,报纸刚一卸下,就抽出两份给我们,跑到一边,就着昏暗的路灯,寻找自己的名字,不时传出狂热的欢呼声。十天半月后,还会收到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。应该说,这才是最确切的录取凭证。

  我的情况还有点特殊:1951年春,我正要读高三下时,团市委要我去设在武汉的中南团校学习(当时江西属于中南区)。学完回省,已到了暑假,团市委要我参加工作。那时高校统考已经考过了,我还是想升学。虽然高三下未读,但剩下的课程内容不多,沒有高中文凭,可用“同等学力”报考。我终于决定辞职升学。在这之前,我的初恋女友在“参干”运动(就是动员青年学生“参加军事干部学校”的运动)中报名参军,分到青岛某海校,我忽然听说山东大学医学院还要单独招生,真是喜出望外,决定辞职升学。虽然我从未想过学医,但现在别无选择,只能学医了(否则就要再等一年)。

  我顺利考入山大。这是个包括文、理、工、农、医等学院的综合性大学。医学院和农学院的水产系都在鱼山路的校本部。从鱼山路大门进来,去教室或回宿舍,都要经过校部的办公大楼。过道上挂着一叠校报(四开四版的《新山大》),用夹子夹着,挂在墙上,旁边有个朝上开口的小木箱,大约两三张A4纸的大小,写有“无人售报”几个字。读者自己取报,把钱投进箱里。我们来来往往,不时走过报箱,眼见报纸渐渐变少了,没有了。我新来学校,还没订上校报时,也是在这个报箱买报的。有一次买报时,正遇上校报编辑室的同志添报,就好奇地问:有少钱的时候吗?那位倒有点奇怪:怎么会少?只有多的:零钱找不开,就多投了。

  学生是“包伙”,交一样的钱,吃一样的菜(也就是一人一瓢的大烩菜),那时还没有粮食定量和粮票,主食吃多少自便(但不能带走)。大约是考虑到同学们的不易,伙食费不是每年或每学期交一次,而是每月交一次,记得是每月75,000元(旧币,就是7.5元)。我记得这个数,因为家里每月给我寄的生活费是10万元(10元)。不过即便这样,有些同学有时还会犯难。交不上伙食费,这个月就不能进食堂。同学们也很自觉,没有混吃或强吃的。

  从医学院学生宿舍去文学院那边的途中,有个铁皮屋,门口挂着“大众餐厅”的牌子,是个小饭店。一时凑不齐钱,交不出伙食费的同学,可以到这里来应下急。当然也有约上三朋两友,来这里浅斟慢酌的。我始终不知这饭店的来头,是个什么“性质”的:校办乎?私办乎?好在也无关宏旨。记得进门右手边是张大方桌,放着稀饭、米饭和馒头,还有一碟碟盛好的廉价小菜:芹菜酱干、肉皮冻、煮花生之类,明码标价,一般两三百元(两三分钱),不会超过500元(5分钱)。完全自助式:顾客自取饭菜,自己付钱。这里更简便,连收钱的木箱都没有,完全开放式:钱就放在桌上。找零也是自取。尤有甚者,钱不趁手时,可以“挂账”。所以桌上除了钱,还有欠条,比如“某系学生XXX欠洋多少,改日奉还。”下面是签名。服务员收拾碗筷时,也不以为意,随手放过一边,夹在一起。改天有钱了就来“奉还”。也不必找人,放上钱,找出自己的欠条撕掉就是了。服务员说,欠条常在变,旧的去了,新的又来,倒也不绝如缕。过了这“自助区”,再往里才是点菜吃饭的“正式”餐馆。那里是不是也能这样“挂账”,就不清楚了,我没去过。

  现在看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。但在当时,这就是发生在校园里很稀松平常的事。没人特为关注,也没成为日常言谈中的话题,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。

  1951年入学时,学费是40斤小米,按市价折合现金缴纳。那时小米牌价低于大米,更低于面粉,只能说是象征性收费(手头有条资料:1949年10月北京小米牌价是每斤旧币195元,不到2分钱)。因此当时大学虽说难考,考上了,好像不存在交不起学费读不了书的问题。公办大学大抵如此。当时还有私立大学,该是另种情况。我没上过私立大学,收费情况不详。私立中学是上过的,我在江西上的那个教会中学就是私立的,每学期学费是大米一石八斗,杂费七斗,共为两石五斗,约合大米310斤。中学如此,私立大学肯定还要贵得多,不是一般人家负担得起的。

  所以那个年代大学入学门槛虽高(1951年以前,大学总录取率约5%),但考上了公立大学,学费是不用愁的,有困难还可申请减免。住宿是免费的,倒是有个生活费问题:每月要交一次饭费。虽说收钱不多,但对有些同学来说,有时也要犯难。这也使我想到山大校园里可能与这有关的另一道“风景线”:到处贴着大学生们卖东西的小广告。卖的东西五花八门:读过、看过的书,玩过的乐器(提琴、胡琴、吉他之类),以及钢笔、衣帽、生活和学习用品等。我实习时用的白大褂和听诊器,就是在校园里买的二手货。

  随处可见这样的广告,如卖书的:“某君急售《XXXX》(书名),市价5000元(旧币),六成新,五折出让。有意者请与XX宿舍XX号X君联系”。

  可以讨价还价。如在那广告空白处写上“四折如何”,卖主如写上“同意”,就可登门付钱取物了。我在工学院那边,还见过一次集体卖场,楼前摆放着形形色色要卖的东西,卖主也很多,好像是毕业班同学离校前的“清仓甩卖”。那情形就有点像我后来在美国看到的“跳蚤市场”(flea market)了。

  卖东西是一时应急,勤工俭学或打工才是更好的出路。这方面的路子也不少,如做家教。那时大学生还是“珍稀品种”,全国大学生在校人数也就10万左右,比现在的博士生要少。

  校园里也有事做。比如到总务处登记,分配你打扫一两间教室或实验室,也能挣钱(酬金多少我没问过)。我想是因为教室和实验室不是固定某系某班使用的,所以不便安排学生轮值打扫吧。还可以为教材科刻讲义。大约两张A4纸那么大小的一页蜡纸,刻一张是2000元(0.2元)。我们都做过这事,但那已不是打工挣钱,而是为“抗美援朝”捐献飞机大炮。记得当时山大全校认捐一架战斗机,明码标价,也就是要给国家上缴15亿(15万)元。所以人人想方设法赚钱。各系用其所长,竞显神通:水产系同学兜售自制的简装海鲜罐头;物理系学生给人洗像片;我们刻蜡纸也是为“抗美援朝”效劳。还有很多其他挣钱捐献的门路。集腋成裘,终于完成任务,捐上了一架飞机。

  图 1951年6月,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广捐献飞机大炮活动的号召后,社会各界开展“爱国增产捐献飞机大炮”

  说到打工挣钱,我总会想起一位同班同学高君。他是温州人,比我大几岁,因为他高中毕业后,在小学教过两年书,才考进山大。此君中等身材,长年穿件黑布(夏季是灰布)长衫。皮肤白净,但很瘦,虽不能说骨瘦如柴,也是瘦骨嶙峋,堪称“骨感”了。总是背着他那做工拙劣(自己缝制)的黑布大书包,往来于宿舍、教室和图书馆之间。他不但要设法维持自己的生活,还要供养老家双目失明的母亲,困难可知。我和他住在一个宿舍,也难见到他,因为他总是很早就起来,背着他的黑书包到图书馆去了,晚上回来很迟,总是在我们都已睡下后,他才悄悄进屋,摸黑。有一天下午,没有课,忽然发现他在宿舍里,口里喃喃有声。我问他做什么,他说备课。他找了个家教的职务,辅导一个四年级小男生,也就是讲点数学、语文吧。四年级的课程,还用这么下功夫备课吗?他可是惜时如金的。他说他是练“口语”。那时还没大力推广普通话,大家说普通话的能力都很差。高君的温州普通话,北方孩子是很难听懂的。所以他要先练一下,就“最大公约数”“最小公倍数”两个词,就很叫他为难,反复练了多次,又说给我听,问能听懂么。他说这份工作对他很重要,做好了,老娘和他就生活无忧了。

  他每天下午4时到小学门口去接他的“小东人”放学(“小东人”是高君原话,至今记忆犹新),护送回府。路上要讲个故事给他听。回到家,开始做功课。不懂的,他再讲一下。5点半钟,佣人开饭,他陪小东人吃。饭后学生自由活动,他总是鼓励学生看故事书,他也可以看自己的书。八点钟女主人回来(有时是从楼上下来),他就可以走了。那女人长得很好看,对他很客气,但也透着冷漠。他很奇怪:自己在家时,怎么也不陪孩子吃饭,倒要他陪着吃。后来才知道,那是后妈。他没见过孩子的父亲。据说先生要很晚才能回来,还常常不在青岛。

  做这个家教,还有意外之喜:他可以把吃剩的饭菜带走。他说不带也浪费了,都会倒掉。那时还没有粮票、油票之类的东西,钱还是真正意义上的“通货”,有钱都能买到,所以有钱人不用很珍惜。

  这以后,高君就不用每月交饭费,也不进学生饭堂了。每天早晨和中午,他就用这带回来的饭菜度日。家教的薪酬虽薄(我没问过多少钱),但也能养活老娘了。他自己几乎没什么花销:不抽烟,不喝酒,也没什么休闲或娱乐花销。他说在校期间,只看过两次电影,就是纪录片《抗美援朝》第一部和《抗美援朝》第二部,学校组织的免费电影。

  毕业后,他分配回浙江。1957年前后,我在《中华外科杂志》上看到他写的一篇短文:《尿道排出蛔虫一例报告》,工作单位好像是温州一家医院。我不免为他高兴:终于回到双目失明的母亲身边了。

  1952年秋季开学以后,国家对大学生釆取全包的政策:学费全免;伙食费也不用交了,国家买单(自己开伙或在家吃饭的,还可把伙食费领出);贫困生每月另发零用钱;病了有公费医疗。彻底解决了大学生们的后顾之忧。

  图 50年代运动很多,大学也不例外。这是作者的学长乐兴祥同学1955年山大医学院毕业证。当时深受师生爱戴的著名学者华岗校长因“胡风反集团”案蒙冤遭受错误批评,1955年7月毕业生文凭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:只有两位副校长和医学院院长署名,没有校长署名(华岗现已彻底平反)

  我在大学时,正是“中苏蜜月”期间,国家实行“一边倒”的政策,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。教育界也不例外,甚至抓得更紧,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。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,就是学苏联的大动作,可说伤筋动骨。

  从此直到改革开放前,再没有理、工、农、医等各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。山大的工学院和农学院都分出去了,医学院也应独立出去,但因校舍困难,延至1956年才正式分出,算是特例。这是宏观上的改变。微观上,就从我们普通学生的视角,苏联影响也是无处不在。比如医学院的教学组织原来是叫“科”的,如解剖科、病理科、寄生虫科等,但苏联是叫“教研组”“教研室”,我们也随之跟进,沿用至今。以考试来说,我们一直是百分制,学习苏联,改成“5分制”,当然也是作为先进经验引进的(不过我们这些1951年和更早入学的人,因为是从百分制过来的,未便中途改制,所以仍维持百分制)。设立“课代表”,也是学苏联才有的。苏联高校还有所谓“6时一贯制”,就是上午安排6节课,把课都集中在上午,下午时间全给学生自己支配。我们也搬来了。但是这条学得有点困难,因为贯彻不久就发现:4节课后,同学们已饿得饥肠辘辘,无心听课。所以这条“先进经验”持续不久,就在全国高校悄悄废止了(多年后得知,苏联大学生和我们有个很大的不同:他们以走读为主,不住校,所以上午把课上完对他们很方便。我们的大学生都是住校的,实在没有必要把课都排在上午)。

  对医学院校来说,还有个全局性的大动作:学习苏联巴甫洛夫先进学说。巴甫洛夫(1849- 1936)是的杰出生理学家,因发现条件反射曾获1904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。苏联认为不仅生理学,整个医学都应在巴甫洛夫学说指导下。校领导专门作了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动员报告。

  记得我在山大时,曾听过一位来华讲学的苏联专家的报告。专家姓名和报告题目都不记得了,反正是讲条件反射学说的。他说条件反射广泛存在,意义重大,举了很多例证。其中一条是:给蚕添加食料(桑叶)时让蓝灯闪亮,就能建立“条件反射”,以后只要蓝灯亮起,所有的蚕都会把头昂起,期待新料。

  讲演结束后,同我们一起听课的老师,著名解剖学家沈福彭教授从比较解剖学的角度提问说,按巴甫洛夫学说,条件反射是在高级神经系统也就是大脑皮层建立的。但蚕是比较低级的蚕蛾科动物,没有大脑皮层,也能建立条件反射吗?或者说,它们这个反应是属于条件反射吗?

  会场一下哄然,议论纷纷。苏联专家大概也很意外。他没有正面回答沈先生的问题,但态度不错,说沈教授的意见很好。

  这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,也对我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因为在这之后,我常常提起这事,说至少有些苏联专家是不如我们教授的。1958年我因这类“反苏”言论被补定为“”。后来听说沈先生也被打成了“”。那时我已毕业离校,不知道他那几句即兴式发言,对他后来划右有沒有影响。

  既要全面学苏联,学俄语当然是应有之义。所以上世纪50年代也掀起了学俄语的。1953年前后,各地办起了各种形式的俄语。卫生部专门发出通知,要求医学院校组织专业俄语学习,集中精力,突击15-30天,达到能在词典帮助下阅读本专业俄文资料的目的。除了教师有脱产或半脱产的突击外,也为学生办了班,自愿参加。那时英语人才比比皆是,俄语人才则很稀缺。如何满足群众中已被激起的学习热情,也不是很容易的。好在青岛这个地方还能另辟蹊径:十月时,不少白俄贵族仓皇出逃,到中国来的,除东北外,青岛也是这些白俄的集居城市之一。这些人在华多年,生儿育女,中青年以下,就是在中国出生和成长的,能说一口流利汉语,但在家里和他们那个圈子里,俄语仍是他们的母语。所以从这些人中遴选俄语教师,不失为解决师资缺乏的好路子。

  我也报名参加业余的突击学习。不过我的学习动机很不高尚,是看到从苏联进口的俄文书,无论的、文学的还是科技方面的,都很便宜,印刷和装订都比当时我们的图书好,而定价只相当于我们的1/3甚至更低。所以就连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都从中国大量购书带回国去。

  给我们讲课的俄语老师是在青岛出生的第二代白俄,二十多岁,细高个,长得很帅。名字忘了,口才不错。记得第一天上课时,开场白就很精彩。他说俄语里有个卷舌音“p”(相当于英语中的“r”),发音时舌头要打卷。有人不会,怕学不了俄语。其实不用担心,能学会。学不会也不要紧。列宁就不会发卷舌音。还有位大文豪(好像是说托尔斯泰,记不甚清了)也不会发卷舌音,但并不影响他们掌握高超、精准的俄语。学了俄语,就能直接阅读普希金、高尔基、托尔斯泰的伟大名著,特别是直接学习列宁、斯大林的伟大著作,也就是能直接听到他们的教导了!

  这样的动员是很有力的,记得当时就激起了热情的掌声。其实稍加思索,也能知道这远不是15天突击学习所能达到的。

  不过俄语是真正的拼音文字,学会字母,懂不懂都能哇哇“读”出来,比英文简单多了。突击单词有点难度,好在没有硬性要求,而且在专业术语上,与我们比较熟悉的英语词汇还很相似。难的是俄语文法,那要比英语复杂得多。最后给我们几百字的俄文资料,开卷考试,让我们查词典译成中文,就算达到学习目的了。教师们的突击学习时间比我们长1周。记得山大医院内科有位主治医师(黃洵杭),因为学习成绩优秀,得到加薪一级的奖励,传为美谈。

  1952年2月,朝鲜战争期间,我国媒体揭露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,这个骇人听闻的罪行,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。不久就听说,青岛一些山头和远郊,也发现了异常昆虫和物件,可能是美国为细菌战空投的携带病菌的载体。青岛地处海防前沿,与东北隔内海相望,相距不远,高空投掷物飘落到青岛来,也是可能的,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。大约在这年的三四月间,学校突然宣布:全校停课半月,接受反细菌战的紧急训练。华岗校长的动员报告里,有句话至今不忘。他说:“学校停课和工厂停工停产一样,都是非常严重的事。”我们也就感到停课的意义非同一般了。

  医学院学生是集中在校体育馆上大课,讲课内容就是鼠疫、霍乱、斑疹伤寒等可能用作细菌战手段的那些传染病。没有教材,也来不及编写讲义,就是听课记笔记。

  除了听课,我们还被分到外院外系做“技术指导”。我被分到工学院,哪个系已记不起来了。我到时,已有二三十人集合在那里。他们就要出发,到野外寻找可疑昆虫和物件,先请医学院同学“指导”一下。我受命而来,讲的也就是刚被灌输的一些知识,“现买现卖”,当“二传手”吧。现在只记得两点:一是进入现场前,一定要把袖口和裤脚都捆扎好;二是遇到空中飞来的昆虫,扑打前先要抢占有利方位,也就是关注当时风向,站在上风头再出手扑打,这样才能保护自己。

  医学院和理学院的植物系(山大当时是动物和植物分系,后来才合为生物系)都已抽调老师做技术鉴定工作,接受市里和学生们送来的可疑标本。有位1946年入学,当时已留校在病理科当助教,后来成为我好友的学长周惠民先生,当时就被抽调到这个组;植物系王祖农教授负责指导。周先生说他们大约做了两三个月就悄悄结束了,没有什么重要发现。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消学位制,不拍毕业照,虽然遗憾,但大势所趋,也无话可说。同学们大约都是这个心态。但在毕业离校前的学习期间,忽然发现同学们三三两两地传看一种神秘的个人半身照,竟是大家昼思夜想、心心念念的那种毕业照,戴“方帽子”的!原来有个照相馆,不知怎么弄到(或者是存有)这样的“行头”,到学校来,找了个地方,悄悄给同学拍这样的“毕业照”。一些同学就在学习中间溜去拍了。

  这事很快被班干部发现,提出批评,说是造假行为,歪风邪气,要不得!可是到了这个时候,班干部说话也不灵光了,没人搭理。大约实在太大,难以抵御,有个班干部自己也偷偷跑去照了。后来几个班干部都去拍了,拿着相片左看右看,开心得很,还自我解嘲说:“其实也不算什么,就是做个毕业游戏吧。”

  这事我知道得有点晚,因为那些日子我忙着为班上一个与我最铁的哥们办“好事”。那哥们正抓紧毕业离校前的宝贵时间,追一位相识不久的小女生:刚从师范毕业出来的小学教师,而她曾是我实习时的病人,与我比较熟。这忙我当然要帮(后来天遂人愿,真的成就了这对美满姻缘)。等到我知道有这“毕业游戏”时,已公布了分配方案,就要离校,提供服务的照相馆也从学校悄悄撤离了。

  正在郁闷、懊恼时,有位同学却来邀我去做“毕业游戏”。他不知为什么也耽误了。我说学校规定明天晚车全部离校,照了也取不上了。他说没关系,请他寄到家里。好主意!我怎么没想到呢?那天本来是要去理发的,不理了,做“游戏”去!

  已问清那家照相馆在中山路。老板经验丰富,见我们两个神情诡秘:足将进而趑趄,口欲言而嗫嚅(不知怎么措辞),就明白了,笑眯眯地迎着说,你们是要做“游戏”的吧?

  哎呀,他也知道毕业“游戏”的话!不知这话的“发明权”是这老板还是我们的班干部?当然这也不重要了。我们立刻点头称是。

  我们就在这里穿衣戴帽,做完“游戏”,前后也就几分钟。在柜台交上钱,写好信封,再留下两角钱的挂号信邮资。相片洗出后,直接寄到家里。也亏了是寄到家里,不在我身边,躲过了那场浩劫,保存了下来。

  原文载于《世纪》杂志2019年第2期,责任编辑:周峥嵘,新媒体实习编辑 :钟凯月。本文为《世纪》杂志版权所有,如需转载,请联系邮箱告知,侵权必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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